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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这是雨果作品中的话，我记住了，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去实践了。

　　我在1955年就拿273元工资，那时侯普通工人的工资就二三十元，一个普通车间主任就拿六七十元，后来到一百多元。那时我在沈阳410厂，莫文祥同志是厂长，我是一名室主任——发动机设计室室主任，他的工资跟我不一样，他拿不到二百元。我觉得不对健康养生顺口溜，就打报告说，这样不行，我工资太高，是不是把我的工资减一减，要不然我就脱离群众了。我对组织讲，你们不能让我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但是厂里不同意健康养生顺口溜，他们说，老吴百草茶养生元，你把工作做好就行。减工资？没有这个规定十大健康养生书籍。

　　后来六院成立，1961年，组建第二研究所。我又向六院王振乾政委打报告，要求减工资。他说，你呀，还是努力工作。他送了一本新的《选集》精装本给我，说：“你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资不能减。”当时我总感觉这是个问题，在群众当中你做了多少工作？你为什么拿那么高的工资？我心里始终很不安。

　　1963年健康养生顺口溜，越南战争暴发，就是美帝国主义进入越南。我想这回机会到了，那一年，我从我一年的工资里拿出1200元钱，通过邮局寄到北京的越南大使馆，我就说我抗美援越，他们回复说这很好。可是一年以后健康养生顺口溜，到了1964年，越南战争不打了。那我怎么办？我就每个月拿到钱以后，取出100元作为党费上缴组织，就这样一直交了下去。到了“文化大”，我进“牛棚”了，只拿生活费，没有工资，当然就没有办法交了。后来我解放了，出了“牛棚”，那是1970年，组织上把被封存的我的工资还给我，当时补给我几千元。之后，我又按一月一百元交党费了。

　　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应该感谢党，我应该对党多做一点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我是第三届全国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的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一定要交这个党费。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国家穷啊！我自己是从旧中国过来的，过惯了穷日子，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内心挺舒服、挺高兴。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最近报纸还有报道，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现在我们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钱的。我想我是一名党员百草茶养生元，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我们国家还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我是这个想法。

　　也有人说我是傻瓜健康养生顺口溜，我说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这么过来的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一点不过分。我从1964年开始多交党费，中间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终我还是认为应该这么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么。同时我的家庭、我的爱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有一段话，就是“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善最乐”，四个“乐”。这是顾诵芬同志的父亲顾廷龙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写下来的。他老人家是我国的大学者，书法也非常好，他的这些话对我教育很大十大健康养生书籍，愿意和大家共勉。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吴大观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健康养生顺口溜，希望国家狠抓国民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挽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据中国国情，想要全部由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吴大观欣慰地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工程’独辟蹊径，走的是另一条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万人……大家都来关心那些失学的孩子，就将产生一种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谢你们，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前程的事业。”

　　吴大观到北京工作以后，仍过着俭朴的生活，每年继续多缴4000~5000元党费。近几年他的工资增加了。为了救济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他向“希望工程”捐款６０００元，表示他对失学儿童的一片爱心。当“希望工程”工作人员给他摄像时，他仍然穿着平日那件穿了20多年的旧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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