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周刊社娱乐产业定义

　　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网络春晚应运而生……

　　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网络春晚应运而生。受众对网络春晚的关注度逐年提升。网络春晚利用其天然的互联网属性，依托高科技，以其丰富的资源、多样的形式、即时互动等特性得到了越来越多受众的关注与参与，逐步走向了常态化、正规化。

　　大年三十，准八点，开电视，看春晚，和贴春联、吃年饭、放鞭炮一样成为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精神大餐。毋庸置疑，中央电视台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地位与资源优势，担任了春晚的“主厨”，自1983年第一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央视春晚）至今，央视春晚已经举办了35期，获得了中国娱乐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享有“新民俗”之誉。

　　然而，在受众需求日益多元化、新闻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娱乐产业定义，央视春晚节目内容与形式也使越来越多的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产生了审美疲劳。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近几年，网络春晚应运而生，由此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象，一边是受众对网络春晚的关注度、参与度逐年提升；一边是受众对央视春晚的关注度、参与度逐年下降。

　　那么，网络春晚备受追捧的原因是什么？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博弈，是主流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的平等对接，是文化和权力之间的争夺，是大众自主意识的提高娱乐产业定义，还是民众对当前央视春晚的一种反叛与抵抗等，在解释这一现象之前，笔者首先对网络春晚的概念娱乐产业定义、发展历程、发展趋势、与央视传统春晚的不同之处做个简单的梳理。

　　所谓网络春晚是指借助网络、手机、公交移动电视等新兴平台播出，以网络热门人物、事件为线索，参与演出人员多是年度流行的明星和网络红人，内容以网人、网话、网事、网音相互穿插进行，节目样式不一，形式活泼，是一种充满草根色彩的晚会形式。

　　网络春晚作为一种传媒现象，自初露端倪到今天的百花齐放，经历了16年的时间。笔者以其出现的时间、传者、受者、传播平台、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几方面为依据，将网络春晚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1）萌芽期：2002年，网易网站的娱乐、文化、女性三个频道联袂推出了“2002年虚拟春节联欢晚会”，揭开了网络春晚的面纱。从传者来看，此时的网络春晚并非专业人员参与创作，仅仅是少数网民的纯娱乐行为，不具备综艺晚会的视听特点。从受者来看，网络春晚面向的受众相当有限，大多是一些关注网易多年的网民。从传播平台来看，此次网络春晚主要借助的平台是网络这一种媒介。从传播内容来看，节目是以网络文字、Flash动画、声音和图画等虚拟形式展现。从传播效果来看，2002年的网络春晚仅仅引起了几家网络媒体的关注，并未在网民中引起很大反响，传媒业界对其的关注度也不高。

　　（2）起步期：笔者根据媒体的报道量、关注度，选择了12台有一定影响的网络春晚，将其看作是网络春晚的起步期（见表1）。其中，2006年由新浪网、大河网、中国网、中国网库共同主办的“全球华人春节网络联欢晚会”，首次使用了“网络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词语，是网络春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各种各样的网络春晚纷至沓来，网络春晚也成为网络媒体每年春节例行关注的热点。2010年，“首届北京电视台网络互动春节联欢晚会”的出现更是将网络春晚推向了，因而有网络媒体将2010年称为“网络春晚元年”。

　　这一时期，从传者来看娱乐产业定义，节目导演、主持人来自于网民的投票，属于专业的人士，而整场网络春晚的表演者也主要以普通老百姓为主体。从受者来看，观众不再拘泥于某一网站的固定网民，而是由线上用户、线下用户、电视群体组成，受众群具有年轻化、高学历等特点。从传播平台上来看，主要基于网络和部分市级省级电视传媒进行传播。从传播内容上来看，形式多样，虚拟与现实、真人与动画相互结合，内容多是对当年网络事件的集中盘点东方文化周刊社，对网络歌曲的追忆等。

　　（3）发展期：2011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中国网络电视台和搜狐网协办的首届央视网络春晚的举办，无疑给网络春晚打了一支强心剂。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地方卫视、政府机构参与到网络春晚的制作中。自此，“网络春晚”正式作为专有名词，而不是“网络春节联欢晚会”或“春节网络联欢晚会”。

　　这一时期，从传者来看，网络春晚的举办主体发生了较大的变更，电视台成为各种网络春晚的主办单位，网络春晚向专业化的方向迈进，演员也由开始的平民大集合衍变为明星与草根的联欢。从受者来看，随着网络春晚影响力的扩大，其受众队伍也更加庞大，涵盖网络用户、手机用户、电视用户等。从传播平台来看，网络春晚的播出平台得到了拓展，除了网络传输以外，电视传输的渠道得到了极大拓展，从非上星频道延伸到上星频道，从省级卫视延伸到了国家级播出媒体。从传播内容上来看，节目主要通过网民的参与与投票海选出来，并结合微博、微电影、拍客等网络元素充分与网民进行实时互动，再加上明星的助阵东方文化周刊社，可谓草根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互交融，雅俗共赏。

　　为了进一步了解网络春晚的发展趋势，笔者将“2006全球华人春节网络联欢晚会”与2018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八届央视网络春晚”进行对比，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东方文化周刊社，分析网络春晚发展趋势的特点。

　　所谓网络文化，是指借助网络而产生、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而电视文化是指电视传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效应的总和，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包括电视主流文化、电视大众文化、电视精英文化和电视消费文化。“2006全球华人春节网络联欢晚会”选择的节目多以无厘头搞怪为主打，如小品《狗仔的一天》《韩剧杀手锏》《七贱下天山》、“韩红模仿秀”等，内容是对当年在网络上引起过轩然大波的电影、电视、明星等的。也就是说，无论从节目的表演者，还是从节目的表演内容来看，节目都是依附于网民而生，依附于网络而播的网络文化。而2018年“第八届央视网络春晚”在延续往年明星颠覆、反串类节目等的基础之上，以人工智能、科技元素为最大亮点，如钢琴机器人特奥与歌手任贤齐的新奇组合带来的歌曲，实时欢唱，奥运冠军孙杨和唱将周笔畅与维和部队、前线科研人员现场连线共同完成歌曲演唱，四大科技公司的核心人物合体亮相向网友展示不同特色的智能产品等节目成功搭建了多层次的文化体系，实现了电视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对接。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这种文化通常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兴趣和爱好，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相对而言，主流文化则指对一个时代起到倡导作用的文化东方文化周刊社。从两届网络春晚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文化走向。“2006全球华人春节网络联欢晚会”是大众文化的集中体现，晚会的主题为“我要红”，充分为想成为明星、想要“红”的平民打造展示的平台，可谓大众的狂欢。而2018年“第八届央视网络春晚”则是以“网筑强国梦 智汇新时代”为主题，将以往传统央视春晚宏大的主题由“国家”转变为“家庭”，由民族“团结”“和谐”转变为家人“团圆”“幸福”，由国家“繁荣”转变为个人“梦想”实现，可以说，寻找到了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中间地带，既满足了大众娱乐的需求，又传达了主流的文化价值观。

　　从网络春晚的发展历程、发展趋势中我们不难看出：受众对网络春晚的关注度、参与度越来越高，传统媒体举办网络春晚的热情越来越高，那么“这边风景独好”的网络春晚究竟有什么制胜的法宝赢得受众的追捧，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网络春晚较之传统春晚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即时的互动性。央视的网络春晚，就实现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如2016年网络春晚的APP大联欢、2017年网络春晚的直播互动。从线上的智能书写春联到小屏互动的“亲情计算器”“照片会说话”，以及扫一扫、摇一摇等应用功能……让跨屏融合形成了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覆盖面，真正打通了电视、电脑、手机端三大平台，实现“多屏”互动，线上线下共赏网春。

　　另外，网络春晚从节目的选拔、主持人的选择、节目的表演、节目评选等方面都有观众参与的身影，极大地调动了受众参与其中的积极性。

　　“办自己的春晚”是网络春晚始终贯穿的理念，在网络春晚的舞台上，任何一个有才艺、有创意的普通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如央视的网络春晚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节目是由网络流行歌手、网络红人及普通网民表演的。再如2012年“全国社区网络春晚”，所有的演员就是我们身边的张大妈、李大妈，商场的保安，环卫工娱乐产业定义，送水工，服务生，上班族等，表演的节目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酸甜苦辣，节目虽然谈不上精致，但其中的真实感却能打动很多人。

　　媒体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具有愉悦受众的功能。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发展至今，变成了一种仪式化，节目也往往被赋予“国家”“民族”“团结”“和谐”“繁荣”等宏大的主体，[1]而网络春晚的盛行正是大众文化借网络这一特殊的大众媒体，用世俗的日常生活消解“非日常生活”的崇高感，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和权威，使受众从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获得娱乐所带来的真正的愉悦。

　　一种文化现象受到大众的欢迎、追捧，必然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探析，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网络春晚是大众对官方主流话语的挑战，大众话语张扬的集中体现。在传播学中，话语权是“信息传播者通过对媒介的控制并拥有传播主体信息的权利”[2]其中蕴含着某种支配力量。春节联欢晚会，本来是一种大众的狂欢，但是一直以来，话语权是由中央电视台等主流机构掌握，民众没有多少发言权。虽然近年来央视等主流媒体已广开渠道让观众为春晚献计献策，根据观众喜好设置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央视的春晚中，我们看到的大多还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过滤和呈现。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个人主体性与感性意识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受众，尤其是一些年轻的东方文化周刊社、高学历的受众需要争取自己平等的话语权，他们不断在文化的自我解构中抵抗着官方的权威话语，而网络构建起的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秩序，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争取自身话语权、传递真实意愿的平台。这样一来，网络传播的反馈机制增强，传者和受者不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成为一个整体，即传者有可能是受者，受者也可能是传者。普通民众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从网络春晚的选拔方式、节目内容、演员组成、主持人、节目形式的构成来看，其实它就是一场大众话语张扬的集中展现。

　　第二，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对网络春晚实现了使用和满足的心理。“使用与满足”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是指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其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1974年，卡兹等人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即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链锁过程，[3]这一理论说明受众使用媒介的目的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控制权，同时它认为受众接触媒介是基于个人需求进行的，强调受众的能动性。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在使用网络这一集数据、文本、图形、声音、影像于一体的媒介时，可以传达自身的声音，而网络春晚正是满足受众需求的典范，网民从线上的虚拟生活转接到线下的真实生活，在参与和观看的过程中得到了满足。

　　虽然目前网络春晚还存在着制作粗糙、节目同质化、受众小众化等问题，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网络春晚以其特有的反叛、创新精神在弘扬大众文化、传播大众声音、调动受众参与积极性、迎合受众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充分展示了网民的智慧。

　　[3]洛厄里，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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