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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蒙古族学者谈到，内蒙的游牧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前景，他预计也就是10-8年，甚至更短的时间……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蒙古族学者谈到，内蒙的游牧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前景，他预计也就是10-8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位学者甚至谈到了撰写“游牧文化消亡史”的问题，这深深地震撼了笔者。
游牧文化生存于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对人类社会而言，它能提供的资源极其匮乏。然而，基于这样的生态系统，游牧文化存在了上千年，还一度支撑了世界史上一个首屈一指的大帝国。而今，这个文化似乎在走向终结。今天的主流文明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疯狂地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环境。照此下去，人类早晚会再次面临资源极其匮乏，生态及其脆弱的局面，这将严峻地考验人类这个种群的持续生存能力。
视为未雨绸缪也罢，当作杞人忧天也罢，让我们来考察在干旱草原上，游牧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使它能长期生存于这样的环境中。这对我们探寻“可持续文明”或许有所启示。
佛家用“成、住、坏、空”来描述一个现象从发生到消亡的过程，我们不妨也从这一视角观察游牧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游牧”是从“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阶段，因而，相对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是比较原始、落后的文化。然而，考古发现颠覆了这种看法。
学者们系统对比分析了中国北部地区的考古遗存，指出：这个地区的人群早在距今7470±80——6895±205年间就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如“前红山文化”的兴隆洼遗址。到距今五、六千年左右时，有了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红山文化，它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与同期中原仰韶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是东亚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可见今天人们在这里推广的定居舍饲、农耕等，古已有之。
然而,春秋至汉，这个地区的考古遗存与前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山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猪骨变得极为稀少科技小创新项目大全，遗骨以草食类动物马、牛、羊为主。农业生产工具如铲、镰、锛、杵、臼等消失，而武器（短剑、刀、镞等）和马具（马衔、马鏕、节约等）则相当普遍。在农耕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陶器非常少，通常只有一、两件。随葬的青铜器变小,以随身配带的装饰品为主，如耳坠、腰带饰、铜扣、动物牌饰等。发现的遗址主要是墓地，另有少量的窑址，却没有聚落址。这告诉我们，此时这里的人群已经放弃了定居、农业与养猪，过着完全依赖马、牛、羊的游牧生涯。对他们而言，农耕文化中象征财富的宫室、大型器具已无价值，真正的财富是以草为生、可以随时游走的畜群。而且在他们的生涯中随时发生争夺资源的战斗。（见王明珂《华夏边缘》）
可见这个地区是从农、牧混合向游牧演化。早在1940年代，拉铁摩尔就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戎、狄也从事农业，并且他们并非骑马的部族。他认为真正的游牧部族要到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约为战国时期)才出现在中国北方草原。
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演化的外部动因是气候干旱化。它造成了农业资源的衰落、萎缩，在资源争夺中，南方以农为主的人群逐渐形成了“我群认同”---“诸夏”，以区别于北部的“狄”、“戎”。“诸夏”各国纷纷筑墙保护自己的资源，后来秦将这些墙连了起来，这就是长城。它事实上成了游牧、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而资源更为匮乏的北部人群，逻辑上只有三个选择：南迁以融入农耕文化（如乌桓、鲜卑融入了华北农耕文化）、向南劫掠（如汉与匈奴的战争）再就是发展出适应干旱草原的游牧文化。
可见，游牧文化的出现，是应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遥想我们的先人，本来已经熟悉了定居的农耕文化。后来支撑农耕文化的生态环境彻底崩溃，他们不得不在资源远比过去匮乏、不确定的环境中求生。当时的艰难、困惑、沮丧乃至怨愤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他们必须探索出路，必须在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的环境中，让自己及子孙们活下来—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他们必须找到文化的“可持续性”。
降水量低导致不可能有稳定的农业，人类只能靠草食动物将不可食的草类转化为可食的乳与肉。而生态系统低下的净初级生产力（NPP），只能支撑稀疏的人口。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在内蒙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康熙年间高士奇随皇帝在围场一带游猎，记下了他看到的境况：
“大约塞外山川，远者数十里，近者十余里，互相绵亘。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三两家，恐碍放牧也”（高士奇《松亭行记》）。
由此导致了游牧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地域广大而人烟稀少。从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点。
降水变率大导致生态系统的产出在时空分布上高度不确定。干旱时寸草不生，一场雨下来就郁郁葱葱，而何时下雨，下在哪里，是难于预测的。再加上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低下，一片草场经不起畜群的长期啃食、践踏，人们不得不抛弃了定居，转而“逐水草而居”。当年视为财富的宫室、大型器具,在这样的生存方式中，反而成了累赘。
冬天是草原最艰难的时期，牧草枯萎，“黑灾”（冬旱）、“白灾”（暴风雪）均发生于此时。马、牛、羊夏季丰肥，到了冬季不免瘠瘦，且往往饥寒而倒毙。为了熬过这一难关，必须将牧草最充足的区域保护下来，以备越冬。于是，便出现了按季节划分的牧场：
冬营地不但要求植物枝叶保存良好，覆盖度大，植株高，还要求不易被雪埋；春季草场要求萌发早；夏季草场要求生长快，种类多，草质柔软；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干枯较晚，结实丰富。（北京农业大学主编《草地学》中国农业出版社）由于冬季草场是枯草，产量低，是畜群增长的制约因素。所以牧民尤其注意保护冬营地，即使在夏季草原遭灾，也不轻易到冬季牧场放牧。
由于资源稀缺，生活于此的人群不得不竭力充分利用资源。蒙古草原上有“五畜”之说（山羊、绵羊、马、牛、骆驼）。学者们发现，各地的蒙古族人以及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只要维持纯牧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牲畜构成及比例便相去不多——除了数量很少的骆驼不计外，绵羊、山羊、马、牛的数量比例约是10：1：2：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由于不同动物习性（尤其是食性）的差异，这样的配比能充分利用草场。由于牧区人口稀疏，远离市场，人们不得不尽量争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只经营一、两种牲畜，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而“五畜”能提供不同的产品与服务，保障其生产、生活之需。可见，这种在上千年的试错中摸索出来的“产业结构”，是一种效率极高的资源转换机制。
农业受灾后，只要第二年风调雨顺，经济可以很快恢复。而牧业受灾后，由于牲畜的生长周期远长于庄稼，一次重灾的损失一般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而牧区降水变率大，自然灾害远比农区频繁。除了“黑灾”、“白灾”外，还有传染病灾、狼灾、火灾等。于是牧民力图保有的牲畜量，不但取决于生活所需，还取决于抵御灾害所需---使受灾后幸存的牲畜具备恢复所需的起码规模。
现代经济学家由消费需求计算牧民所需的牲畜保有量，发现其实际保有量远大于“合理”保有量，于是认为牧民愚昧、落后、保守。其实这是游牧文化适应高风险生存环境的必然选择。对牧民而言，畜群是最真实的财富，畜群小于一定规模，意味着随时可能陷入灭顶之灾。这从另一个视角提示我们：财富未必是货币的同义语，其真实的内涵，建立在社会的持续生存能力之上。
水是内蒙草原生态系统的制约性因素，草原上水比黄金还贵。湿地对草原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湿地的保水能力比森林高五倍，它是草原物种多样性的大本营。在锡林河中游踏头湿地十几厘米见方范围内，草原生态学家、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看见了20多种维管植物，相当于1平方米草原上的植物种数。
“湿地作为牲畜的夏营地，耐践踏、耐牧、再生力强、载畜量高，且稳定，被认为是吃不败的草场。某些盐碱滩还是牲畜补充大量元素的宝地。湿地是草原牧区人畜最集中、最热闹的地方，是体现草原文化特色的最佳场所。”（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因此，游牧文化对水十分敬重，视水为大地母亲的血液。成吉思汗公布过法令，不许洗衣服，不能洗手，在河里不能洗澡；夜里不能取水，因为神圣的河要休息；不许用金属取水，只许用木桶取水；甚至不许在河边晾衣服，怕污染河流。
牧区也知道利用地下水，窝阔台为了开辟新的牧场，曾派人到缺水的草原上打井。忽必烈也曾组织牧奴到漠北一带凿井开泉。水井是家畜集中和放牧集中的核心。但牧区对地下水的利用是有节制的，因为地下水再生极其缓慢，滥用地下水无异于饮鸩止渴。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调查团在中部内蒙地区的旅行调查发现：“纯牧区大约平均5.5公里的路线上才有一口井”，通常“只在庙附近打井，其他地区的掘土打井则往往被禁止”。（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蒙疆牧野调查报告》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转引自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各种草原植物利用水、土、二氧化碳为养料，在一定温度下由叶绿素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为食草动物如牲畜、兔、鼠、昆虫等提供了生存条件；而食草动物又为食肉动物如狼、狐、鹰、鸟类提供生存条件；动、植物的尸体与分泌、排泄物则养育了微生物，微生物将其分解为矿物质，再滋养草原植物。
长期的演化在物种间形成了相生相克的共生关系，任何一个因素有了变化都会导致一些列的连锁反应，以促使系统恢复平衡，这就是系统的稳定机制。然而，一旦外来干扰过大，超过的稳定机制的承受力，草原生态系统将走向崩溃。
寄生于此的人类社会，其索取资源、遗弃废弃物的行为，无疑是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由于降水条件恶劣，净初级生产力（NPP）低下，草原生态系统抵御干扰的能力相当脆弱。游牧文化只能小心翼翼的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千百年试错实践的结果，使游牧人群将自己也融入了草原生态系统，成了其相生相克关系网的一员，成了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一个能动环节。
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等的限制，草场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和放养的畜群不能过分集聚，必须分散而居。牧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一个地方放牧，不得超过一定的期限，到时一定要迁走。这样，才有利于草场恢复。同时，一片草场如果总不放牧，也会退化。刘书润报告：加拿大的实验表明，对一片有二十多种植物的草场，围封多年后只剩下一种植物。锡林郭勒定位站的试验草原则从羊草草原变成大针茅草原。（见《生态危机背后的范本》）
（注：羊草为内蒙古草原主要牧草资源；大针茅也是一种牧草，但它有一带芒针的颖果，芒针呈螺旋状，一旦沾上绵羊毛，绵羊每走一步，芒针向里面前进一步，最终刺进羊皮，在羊皮上留下孔洞，因而大大影响羊皮质量。严重者可能造成绵羊死亡。所以牧民都欲除之而后快。见百度百科）
换而言之，人和畜群不但是草场上的资源索取者，也是草场生态平衡的维护者，是相生相克关系网中的一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蒙古人有一句谚语。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总是搬来搬去，辛辛苦苦的。妈妈说：
“我们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搬迁，就象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感到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地锤背，妈妈就感到舒服，假如合并成一锤，固定在一处，妈妈会怎样呢？”（引自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可见，牧民将自己视为草原生态系统的孩子，用自己的生产、生活维护着草原生态系统。牧民所用的燃料是牛粪，放牧地当年的牛粪浊湿不能利用，所烧的牛粪是前一年留下的，经过水洗、风干，自然发酵后，有机养分已随雨渗透到土壤中，不会形成肥分损失。与烧草相比，这样做对草原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小。这就要求下年的放牧轨迹与上年的一样。由此形成了游牧圈，它连接冬、夏营地，形成闭合轨迹，游牧民不轻易变更游牧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十二年十二月满铁铁道总局。转引自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刘书润注意到，对共生的认识已经融入了牧民的意识深处。在蒙古人心里，上帝就是大地母亲，都是我们兄弟。在成吉思汗的保护动物名录里，甚至包括狼和青蛙。游牧文化没有农耕文化那种益虫、害虫；作物、野草之类的观念，草原上的任何生物，都有其生存的意义，人类应做的仅是“调节”。狼偶尔吃只羊，牧民甚至会高兴：“哎，天狗能看中我的羊。要丰收了。”当狼多了就要打，将狼围在一块，先把母狼，小狼放了，只打壮公狼。打黄羊，在上百万只黄羊中，只打几只老黄羊。草原的许多生物都是他们的图腾：狼、天鹅、老鹰、柳树、榆树……。狗在汉语中是骂人的话：“狗东西”、“狗崽子”、“狗腿子”，而在蒙古人那里，是爱称。成吉思汗四员大将被称为“四狗”，相当于汉人称“五虎上将”。
在工商文明的主流观念中，一切对象都被套入资源、废物；益虫、害虫；作物、杂草；好人、坏人……的框架之中，对前者要极大化，对后者要极小化。实践证明，这样价值观指导的行为，导致破坏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对此，刘书润指出：“我们评介一个草原如何评介，不能光看草，要看羊，看人，不是说草长得高就好。”他引用一句广告语，表达生态学的理念：“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刘书润《消灭游牧文化等于毁灭草原》）--这就是共生！
“草原上的草组成草原，树木形成森林，鸟兽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业劳动，如剪毛、接羔，为了不影响牲畜正常进食，必须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渐渐成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草原畜牧业的特点，在于移动，在于集体，在于与大自然的融合。”（冯永锋《刘书润想做导游的生态学家》）
早期的游牧形式是聚落游牧。这是一种融战争与生产于一体的体制--“古列延”。蒙古包以环状形式排列，核心区是长老居住的地点。成吉思汗七世祖时，怯绿连河的蒙古人有70个古列延，每个古列延有1000帐幕（见拉施特主编《史集》）。面对战争，这就是一个作战单位；和平生产，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合作社”。成吉思汗即汗位以后（1206年），草原上战争减少，“古列延”被小规模的家族游牧单位“阿寅勒”取代，一直保存到近代。在游牧集团内，合作是普遍而自然的。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在南方曾遇到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而在草原上，却比较顺利。至今老人们回忆，仍认为人民公社时期，是草原上最好的时期之一，那时的牧民远比农民富裕，在牧区插队的知青，常给在农区插队的同学送东西。
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文化不过是“单纯利用自然的过程”，是“生产极不稳定”的粗放型经济。然而，这样的经济如何能支撑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图一）
游牧需要机动性，于是马对游牧社会至关重要。马可波罗曾描述他见到过的忽必烈的皇家马群：“君等应知汗有一大马群，马皆牝马，其色纯白，无它杂色，为数愈万。”
对此，内蒙古大学教授恩和指出：“受蒙古高原的光照、气温、水土等自然环境造就了马匹的毛色只能以黄褐色、栗色、灰白色、灰褐色、海骝色、银鬃红色、草、带斑纹灰色等黑白之间的中间色为主，无任何杂色毛的纯雪白色马是极其罕见的。”（恩和《草原牧民的生态智慧---传统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首届中国骆驼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2010年8月29日,呼和浩特)
《元朝秘史》载，在铁木真与扎木合之间的“十三翼之战”中，双方各组织13个古列延，出动了3万骑兵。（策达木丁《蒙古秘史》）恩和据此估算了当时蒙古高原上马群的种群数量：
“如果考虑马群的性别、年龄等畜群结构因素以及当时蒙古高原游牧部落骑兵参战时一般每人须有2—3匹、有时达5—6匹备用战马的惯例，参战双方部落马群的种群数量应不在百万以下；如果再考虑到此次战役仅为那时蒙古高原几拾个部落中的个别部落参与的一次局部战役这一事实，当时蒙古高原上马群的种群数量应达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匹”（恩和 同上).
如何看待这样的种群规模？内蒙古和蒙古国的官方统计资料称，马的种群数量的历史记录分别为224.9万（内蒙古1977年年中数）和316.35万（蒙古国1999年年末数），相加两者才541.25万匹！
在考虑到“五畜”中“除了数量很少的骆驼不计外，绵羊、山羊、马、牛的数量比例约是10：1：2：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那时的蒙古高原应有数千万头牲畜，换算成羊单位，应超过一亿！这就是支撑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经济基础。
在资源稀缺的草原上，争夺资源的战斗频繁发生，生存于马背之上，融生产与战斗于一体的牧民，自然发育出了机动性强大的骑兵。结果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竟然建立过一个世界史上幅员最辽阔的帝国。这一事实甚至影响到上个世纪初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他注意到：
“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岛”理论。后来的陆权论、论、乃至地缘理论均发源于此。这些“论”的视角，均是对统治权的考察，而刘书润则从文明演进的视角看问题：
“假如没有游牧民族的冲击，世界将永远各自封闭，陷入没完没了的重复当中。古代人类最大的冲击波，来自打开了东西方通道的蒙古人，因为他们实行了最大规模、最完善的游牧。”（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这样的成就，不可能建立在愚昧、落后的基础上，它的基础必然是对生态环境深刻而细致的认识。刘书润、达林太、恩和、李文军、张倩、海山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引证了。
游牧文化的许多特征,在外部人看来怪异而落后,然而，它是人们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结果。靠着它游牧文化才生存了上千年，并一度谱写过辉煌的篇章。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适应着各自的生境。在人类文明社会存在的数千年中，“适应”始终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法则。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靠采掘、利用化石能源，掌握了巨大的能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让人们深信“知识就是力量”，“人定胜天”。于是“适应”让位于“改造”。才有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现状。然而，就在人们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之时，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文明能否持续开始成为问题。学者们发现，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可持续。现在，“可持续性”已经成为联合国和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多数国家关注的问题。当我们思考“可持续性”时，是否应思考“适应”与“改造”的关系？是否应从游牧文化中得到某种启发？
从事实判断的角度看，它只强调系统中的“竞争”关系，无视“共生”关系。“竞争”从个体的视角看问题，观察、研究个体在系统中的地位变迁；“共生”从系统的视角看问题，观察、研究系统成、驻、坏、空的演化。两个视角层次不同，一旦系统崩溃，个体连生存的大环境都丧失了，又到哪里去竞争？可见它们一个是大道理，一个是小道理。曾指出，大道理要管住小道理2023年最新科技，而过去30年里，“竞争”成为学界的圣经，似乎靠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促进竞争几乎成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潜在理念，成为“改革”的大方向。今天我们面临的所有结构性问题，究其根源，无不在于30年来“小道理”压倒了“大道理”。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将“竞争”视为普世价值，无异于认可“成王败寇”。于是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主义有了道德上的正义性，反正“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氛围中，最有力的论据只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利益，其二是实力。所谓理性，无非是对这二者的冷静盘算。然而“竞争”价值处于这种绝对权威的位置上，“共生”价值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其长期结果，现已昭然，社会内部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而激化；人类社会志得意满地征服、掠夺生态系统，导致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所谓“可持续性”成了镜花水月。
终大清一朝，满蒙联姻是法定制度，包括著名的孝庄在内的一大批皇妃，来自蒙古草原，而清宗室的女儿们则由皇帝指婚，配给蒙古的台吉（有黄金家族血统的首领）。总计入关前后的整个清宗室，满蒙联姻达586次，入关前联姻的32年间，为84次，入关后的268年间，为502次。这总计586次的通婚，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多达430名，其中入关前27名，入关后403名。满族皇帝及宗室王公子弟娶蒙古王公之女156名，入关前57名，入关后99名。（见杜家骥《清朝的满蒙联姻》人民出版社）
满蒙联姻使满清皇族融入了蒙古血统。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稳定蒙疆，而作为乌桓、鲜卑之后的满清，自入关后渐渐融入了农耕文化。随着满族贵族汉化的逐步加深,他们对游牧文化逐渐生疏。宗室成员视蒙古为苦寒之地科技数字创新，往往不愿女儿远嫁，有的亲王、郡王将女儿隐匿不报，提前私聘与京城旗人，导致乾隆下旨严禁。由于农业经济成为其政权的主要基础，清政府逐步放弃保护蒙古的政策，进而像历代中原朝廷一样，将“匈奴、回纥之祸”视为潜在的心腹之患。
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姚锡光，在《筹蒙刍议.序》中这样总结清政府的蒙古政策：“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
“众建”就是广泛分封,严格旗界，禁止“越旗放牧”,限制游牧范围。游牧人群的观念中，不但没有旗界，连国界都没有。“古列延”时期，由于众多的人口、牲畜聚集，游牧圈的范围必须很大。到“阿寅勒”时期，游牧单位缩小，游牧圈也随之缩小，但不同“阿寅勒”的游牧圈往往相互交叉、错杂。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土地所有权”是个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概念。
清朝实施旗界封闭制度，用法令限定了游牧范围。游牧是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远距离的游牧（走“敖特尔”）更是牧民躲避大灾的基本手段。限制游牧范围严重打击了游牧文明的生机。1964年锡林郭勒盟大灾，部分受灾地区在盟一级的调控下，实现了千里移牧。新华社引一位老大娘的话说：“如果在解放前，封建王公各霸一方，我们到那里连个站脚的地方也不会给你”。（见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可见封闭旗界对游牧文化打击之深。
“崇释”就是推行教。蒙古的本土信仰是萨满教，它没有教派、教会、道门之类的信仰组织，不需要寺院、教堂之类的宗教设施，更没有经典和教主。它的多神论本质上是民间的大自然崇拜，源于人们在生态系统中体验到的共生关系。这样的信仰甚至很难被称为宗教，更像是一种文化。其作用在于影响、约束人们的个体行为，而不在于引导人们尊崇社会中的某个，从而不可能服务于帝国的统治。
随着蒙元帝国的建立，产生了权威对宗教的需求。由于本土的萨满教不可能满足这种需求，元代统治者只能寻找替代者。忽必烈引入了教，还将八思巴立为国师，而萨满教就此衰微。而明取代元后，蒙古社会中，权威瓦解，萨满教复兴，而教衰微。到了16世纪，力图恢复大元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俺答汗再次求助于教。1578年（万历六年），俺答赴青海会见索南嘉错，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这就是“”这个名头的由来。到了清代，教被推向顶峰，成为蒙古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崇释”使教的僧侣集团拥有巨大的特权，、们靠寺院经济聚敛、消耗本来就匮乏的财富。例如2023年最新科技，阿拉善旗的广宗寺一年之内大小相互交叉轮番举行，计有163天的会，253天的小。仅用于佛事的灯油一项，每年就需要4530斤，多时达7000斤；加上做糌粑用的青稞，两项费用约合大洋1600元；期间膳食费计3500元左右。优越的经济条件，使们的生活日趋糜烂。阿拉善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有姘妇，有的公然接到庙上姘居。每当经会期间，调戏妇女、打架斗殴、酗酒时有发生（见《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崇释”使上层醉生梦死,下层消极等待来世,从精神上了游牧民族。
事实上，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拥有特权的僧侣集团，它引导整个统治集团上层日渐横暴贪淫，以至于民谣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惟其头秃，一发淫毒。”最终使蒙元朝廷彻底丧失了其在国人心中的合法性—天命。
“众建”与“崇释”是游牧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而人口压力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区人口压力巨大，存在着人口向农牧过渡区移动的巨大压力。
起源于游牧、渔猎的满清，本能地保护自己的“龙兴之地”。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了一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又名盛京边墙、柳城、条子边。目的是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和东北。
清朝初年，为禁止蒙汉往来，对鄂尔多斯地区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在其南部沿长城边外划一条南北宽五十里的禁地，不允许汉人进入垦种，也不许蒙古人进入游牧，称为“黑界地”。
这一举措的背后，除意图外，还包含对草原特性的认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对前去指导蒙古族耕种的黄茂等人说:
“蒙古地方既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唯赖牧地而已”（《清圣祖实录》卷191）
陕、晋北部与鄂尔多斯毗邻地区，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争，人口急剧减少，土地大量抛荒。清初，陕晋北部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致力于招徕流移，垦辟荒地，但清廷严禁蒙古私自招垦，所以很少有人迁入到鄂尔多斯地区。1687年（康熙三十六年），贝勒阿松拉布奏请：“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黑界地。”此为清代内地人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之始，但政府规定不准在蒙古地区定居，春去秋归（后改为冬归），号为“雁行人”。这些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的陕晋之人只能算是流动人口，尚不能称为移民,更像今天的农民工。
十八世纪时，人数日增的汉族移民开始非法迁入内蒙草原，他们从寺院和旗的王公那里租种土地，使蒙古牲畜的放牧地区慢慢地缩小。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在内蒙东部郭尔罗斯前旗，已有大量来自山东、直隶的农民，“扎萨克”（旗主）不得不向清朝政府请求，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移民地位合法化。
“1860年（咸丰11年）正当王朝将它在北满的无移民的领土抛弃给时，它正式把蒙古最东部的位于哈尔滨附近的边境开放给汉族移民。”
移民是一个缓慢但持续的过程。一开始，他们只占用小量牧场，但农耕的收益远大于游牧。作为一项政策，清政政府正式建立了汉族农业移民区，为它在蒙古领土上的驻军和驿站种植粮食、饲料和谷物。
但这一过程持续的结果，却使游牧文明开始衰败。不但内地移民从事农耕，“事实上当十九世纪中期，在某些地方十之七八的佃农是蒙古人。和普遍的误解相反，农业在蒙古地区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在十九世纪它的重要性已显著增加，特别在内蒙更是如此。”（《剑桥中国晚清史》）
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王朝签订《辛丑条约》，规定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是为“庚子赔款”，而当时全国岁入尚不足三千万两银。
清政府国库空虚、外债累累，陷于严重财政危机。几次将赔款、兵资摊派各地,并严令限期筹缴。受命分摊沉重赔款的山西巡抚岑春煊，两次上奏要求开垦蒙地以解决燃眉之急。慈禧太后从西安返京的第二天，就急急忙忙地作出决定，派垦务大臣赶赴晋边督办蒙地垦务，清政府取消了维持长达二百余年的对蒙地“封禁”政策,以政令形式强行放垦蒙旗土地。
“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地方旷衍,甲于朔陲,伊克昭之鄂尔多斯各旗环阻大河,灌溉便利……以各旗幅员之计,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二十五年前黑龙江将军恩泽奏请放扎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银四五十万两。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1辑》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编辑室）
“据不完全统计,至1908年,清政府已从内蒙古主要放垦地区征收押荒银近670万两。加上此后继续放垦所得及继续征收此前已放未缴和拖欠的荒银,清政府从大规模放垦蒙地中征收总计应不下上千万两的押荒银。”（张秀华《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7卷第3期2007年5月）
“上千万两的押荒银”对四亿五千万两银的庚款总额而言，微不足道，但已超过当时岁入（不足三千万两银）的1/3！如此靠卖地解决财政问题，在近代史上，晚清政府实为“土地财政”的始作俑者。
《清实录》称:“朝廷放垦荒地,意在开荒备边。”为“土地财政”披上了一件“移民、备边”的外衣，以显示其“正确性”。然而，有学者查遍有关实施蒙垦的文献资料,发现：
“无论是贻谷（注：垦务大臣）的《蒙垦奏议》、《蒙垦陈诉供状》和《蒙垦续供》,还是《东三省政略》、《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中的有关文牍、资料以及档案材料,具体记述的都是放垦了多少地亩、征收了多少荒银地价等等,并无某旗某地移入多少汉民、有多少人承领垦种土地之类的记载”。（汪炳明《是“放垦蒙地”还是“移民实边”?》蒙古史研究:第3辑）
政府靠“放垦”牟利，以解燃眉之急，职能部门自然追求“有水快流”。垦务局的指导方针是“速放则利速厚”。操切鲁莽的政策，给的官场以巨大的寻租空间。各级垦务官吏随意侵占或私自包揽土地,从中渔利。甚至倚势横行,在放荒中“绳丈则多寡不均,放荒则肥硗任意”,至使“缠讼互控,轇轕纷纭,莫可究诘”（徐世昌《东三省政略》文海出版）。
“清政府不顾当时内蒙古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是否成熟,不顾蒙古族牧民的生计,贸然下令放荒招垦,使牧地日削,蒙古牧民的生存陷入绝望境地。清末放垦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内蒙古各盟旗水草丰美、地势平缓的沿河流域,是蒙古族经营畜牧业的优良牧场。清朝统治者强行放垦这些牧场之后,大多数蒙古牧民赶着牲畜迁往山陵、沙地、碱滩等土壤贫瘠地区,不仅牧场缩小、畜牧业遭到破坏和损失,蒙古民族的原有生存空间也随之严重缩减。”（张秀华《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7卷第3期2007年5月）
质而言之，它是掠夺牧民的生计资源，以填列强的饕餮之口。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科尔沁草原先后爆发了陶克陶呼、白音大赉起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垦务大臣贻谷被撤职查办，罪名是：“误用小人”、“贪残相济、扰害蒙民、败坏边局”。然而“放垦蒙地”之策被随后的北方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继承，又激起了嘎达梅林起义。社会动荡给牧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世纪初，全内蒙蒙古族人口为108万，到1947年减少到83.2万。（见布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的历史与现状》内蒙古地方志2003年第6期）
“大肆掠夺蒙古土地所导致的最终激化,事实上成为清亡民兴之际蒙古地区政局动荡,部分王公上层裹胁煽动蒙古族群众发动‘独立’运动的重要内因。”（张秀华《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7卷第3期2007年5月）
在古代的蒙古高原，人畜最集中的地方在草原的东南部。生态环境决定了它可农可牧。作为农田，它是最北、最冷、最旱，也是最坏的农田；而作为牧场，它是最温暖湿润，历代牲畜最多、最好的好的牧场。而历史的进程是：这个地区渐渐农业化，农牧交错带渐渐北移。结果“最好的草原成了最坏的农村。”“贫困带也相应扩大。把开放的集体的草原畜牧业变成了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把草原变成了农村，农牧交错带成为上演悲剧的舞台。”（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放垦区“伴随着丘陵山地、草原，河湖海滩的大量开发，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草地退化、沙化趋势有增无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刘克祥《简明中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
自清末始，衰落已是内蒙游牧文化的大趋势，以后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这一趋势的延续。而造成这一趋势的核心动力，是工商文明的入侵。表面上看，是晚清政府在掠夺、侵吞牧民的草场。而晚清政府已被西方列强卡住了咽喉，不管它是否愿意，事实上已经成了西方列强搜刮中华大地的工具。还是慈禧说出了这个政权的：“宁增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放垦蒙地”不过是“量中华之物力”的具体措施之一。
为了研究靠天然草场支撑的牧业演化，达林太综合内蒙有关部门的数据，“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产到户’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绘出了建国以来内蒙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年末存栏头数（羊单位）曲线（见图一）：
数据显示，建国以来，内蒙的游牧文化经历了复兴到再次衰落的过程。1949年，内蒙天然草场承载的牲畜存栏头数为1009万，到1968年恢复为53O1.12万，1965年--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不足人民公社时期40%。
共和国成立后，在改革时期实施“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在会主义改造时期实施“草场公有，集体经营”；消除了清王朝的“众建”政策导致的封建王公割据局面，使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大范围的游牧科技数字创新，以应对牧草的时空变化。遇到灾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使牧业得到了有效的恢复与发展。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先是草场所有权由人民公社所有变为嘎查(大队)所有，大大压缩了游牧半径；接着草场使用权承包到户，集体经济完全解体，草场被分割为小块私有土地，用围栏圈起来，根本无从游牧，有的干脆禁牧。这个政策的依据是，防止过牧，恢复生态。然而许多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它事实上加剧了草原的退化。
长年生存于干旱草原上，牧民多年积累出了丰富的放牧规则，它体现了适应原则与共生智慧。而实际运用这些规则，需要游牧。这意味着，草原上的最小资源利用单位存在规模下限。例如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苏尼特左旗某嘎查（村），在草场划分前有四户牧民组成一个“浩特”，共同使用草场（包括一口井和几个水泡子），将草场分为南、北两部分，冬夏轮流使用。与“古列延”时代和人民公社时代的资源利用单位相比，这已经很小，到了规模下限。事实上，依据“产权理论”将草场分到户后，传统的游牧规则无法实施，导致了学者们所称的 “分布型过牧”，使这里的草场加速退化，牧民陷入贫困。（见张倩，李文军《分布型过牧：一个被忽视的内蒙古草原退化的原因》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第22卷第12期 2008年12月）
至于围封禁牧，达林太跟踪了内蒙古某旗牧民宝某的6000亩草场。1998.7--9月移民前，监测样方里有22种植物，优势种是冷蒿、达乌里胡枝子、糙隐子，退化指示种为冷蒿、百里香、狼毒，退化程度为轻度退化。围封禁牧三年后，2005年8月，监测样方里只有9种植物，优势种为锦鸡儿、白草，退化程度为极度退化。(见自达林太等《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2008NO.10)
围封禁牧背后的理论假设是：对草场而言，放牧是纯粹的负担，禁牧将此负担完全排除，使草场得以恢复。但这个假设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其实，对草场而言，放牧既有负担的一面，也有刺激其生长，调节其物种构成的一面。事实上，合理放牧是草原稳定机制的重要环节之一。
伴随游牧衰落，牧民普遍贫困化。从2002年以来，达林太对 “围封转移”造成的近千户移民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现几乎100%的牧户负增长！前述牧民宝某是其中一个普通案例，他2002年9月移居到奶牛园区，他移民前后的收支对比见表一：
移民后，他原有的6000亩草场实施了禁牧，总收入从4.84万元上升到7万多元。真是环保、经济双丰收。然而再算一下生产成本，就笑不起来了。移民前的生产成本仅1.2万元。而移民后增长到21.84万元！收支相抵，移民前盈利3.64万元，而移民后亏损14.46万元！
（见达林太等《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2008NO.10）
分析宝某的生产成本，饲料占到了86.65%，在游牧时期，这笔费用是不需要的。数据显示，在蒙古草原上科技数字创新，舍饲是一种在经济上不合理的模式，除非有持续不断的外来补贴，它不可能持续运行。
畜牧业提供的产品主要是肉、奶、毛、皮。其中最主要的是肉。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我国肉类产量数据，由此可算出我国的肉产量构成（见图二）：
数据显示，我国肉类产量的主要成分是猪肉。虽然猪肉的份额从1985年的85.89%降到2008年的63.48%，但仍占近2/3的份额。而且，猪肉余出的份额主要被禽、兔等其他肉类填补，牛、羊肉所增份额不大，两者相加，最高份额为14.51%（2007年）。到2008年降为13.65%。而牛羊肉是牧区的主产品
在牛、羊生产上，内蒙在几大牧区中占首位，但它占全国的比重有限：2008年羊肉占22.31%，牛肉占7.03%，牛羊肉合计占全国牛羊肉生产的12.9%；占全国肉类生产的1.7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数据计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内蒙2005年年末存栏量为9336.39万羊单位，而据前述达林太计算的，当年天然草地以羊为单位年末存栏头数仅“不足2000万只”，这意味着内蒙饲养的牲畜约80%靠区外能源输入维持。还意味着靠内蒙天然草场能提供的牛羊肉，占全国牛羊肉生产不到2.58%；占全国肉类生产不到0.35%。如此微小的经济份额，不可能让牧民脱贫，更不可能养活庞大的官员队伍。内蒙不得不另寻出路。
无怪乎有学者在定量预测游牧文化消亡的时刻，在准备撰写《游牧文化消亡史》。而此刻工商文明在内蒙展示出了耀眼的光芒。
图三是全国各省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比较，数据显示，进入本世纪后，内蒙的地区生产总值开始加速，自2003年后，一直居于各省首位。
让我们来比较2008年内蒙与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分析内蒙经济加速的动因与效果。从产业构成看，第一产业仅11.69%，第二产业高达55.03%，其中工业占48.94%。为便于横向比较，可拟定一个简单的指标，称为“相对强度”：
计算表明，内蒙的GDP中第二产业比重的相对强度为0.8198；其中工业比重的相对强度为0.8459，可见在各省中，内蒙的GDP高度依赖于工业。与前述游牧文化创造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产值相对比，不难看出内蒙当今实际走的道路。
在百度上搜索“工业强旗”、“工业立旗”，可以发现这是内蒙许多地方的战略，笔者查到的就有：正白、镶白两旗、东科技小创新项目大全、西乌珠穆沁两旗、正蓝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鄂托克旗、达拉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四子王旗科技小创新项目大全、察哈尔右前、右中、右后三旗、达茂旗；乌拉特前、中、后三旗、杭锦后旗；额济纳旗、阿拉善左、右两旗；奈曼旗、库伦旗；阿荣旗；敖汉旗；科尔沁右翼前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右、右两旗；陈巴尔虎旗……；
显然,“工业强旗”正如一股旋风，劲吹在内蒙草原。内蒙古新闻网告诉我们：2002年，内蒙引进外资2.28亿元，到2008年上升到26.51亿元（见图四）：
上述统计数据令内蒙古新闻网欢呼“自2002年以来，7年间内蒙古引进国内(区外)资金7952.1亿元，实际利用外资89.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10亿元），累计引资超过8500亿元，为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内蒙古展示博大胸怀七年引资8500亿元》内蒙古新闻网2009-09-25）
在《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表中，将工业分为：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由此计算出内蒙在这三个行业占全国的比重为：采矿业13.3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7.11%，制造业2.52%；与各省相比，这三个行业投资的相对强度为：采矿业0.7116，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6585，制造业0.3684。
可见内蒙制造业投资的相对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谓“工业强旗”，很大程度上是“采矿业强旗”。无怪乎人们担忧，所谓的“西部大开发”变成“西部大开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可计算出2008年内蒙各种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出的份额，其中份额超过1%的，见表二：
数据显示，内蒙工业靠两个基础支撑：其一是采煤和依赖于煤的火电、冶金水泥；其二是采盐和盐化工。至于比重较大的彩电制造，研究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研究的高菠阳指出：“新疆、甘肃、贵州、内蒙古和黑龙江等电子工业基础比较差，基本上靠输入元器件装配整机”（高菠阳《我国彩电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地理研究第27卷第2期2008年3月）。
内蒙极端缺水，导致草场植被高度脆弱，经不起哪怕很小的污染。而内蒙的两个工业基础都要大量破坏地表植被，大量消耗水资源，并大量排放污染物。对此刘书润不无愤激地指出：“他们把内地的陈旧设备、已被取缔的重污染企业引入。更娇气的草原，成为纯原料产地，甘当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刘书润《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靠采矿谋发展，一旦地下资源采空，而地表生态系统又被破坏，这里的人们该如何谋生？许多“资源耗竭型城市”已是前车之鉴，内蒙难道不该深思？
其实，游牧文化消亡，工商文明取而代之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康、乾以后，传统农耕文化显得比游牧文化更强势，它不也处在消亡过程中吗？无数的空心村、巨大的民工潮，无时无刻不在展示这一历史过程。30年来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突飞猛进，已经造成了胡焕庸线东南部严重的生态破坏。干旱草原的生态系统远比东南部脆弱，而其最强的制约是水，于是人们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与水资源的尖锐矛盾。
2010年8月10日，新华网内蒙古频道电(包秀文、曾令飞)“8月9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给排水公司了解到:目前巴彦浩特日供水量达到2.9万方,日缺水近1万方,供水能力接近极限。”
巴彦浩特原名定远城，是阿拉善盟行署、阿左旗政府、巴彦浩特镇政府所在地。清康熙七年（1668）划设阿拉善额鲁特旗时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仿照北京故宫格式重修王爷府，故有“小北京”之誉。前述广宗寺就在这里。
巴彦浩特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城”，位于贺兰山西麓的洪积扇上。发源于贺兰山的3条溪流穿镇而过，直到八十年代初，小镇仍有多处泉水。东关水库、南田水库等处的草沟湿地，因为泉水滋润，生机盎然。
此后城市迅速扩大，用水量超过了来水量。1986年起，靠打机井解决问题，抽水量大的高达每小时110立方米。由于昼夜不停地连续抽水，致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城内泉水干涸。
2001年，旗政府下达（2001）109号文件，由旗水务局接管水磨沟村水库，停止一切农业用水，改作城镇供水工程。
2008年，盟行署确定，紫泥湖盆地为巴彦浩特拟开发的供水水源地，这里距离巴彦浩特镇48公里，两者之间存在433米落差，按照工程设计需要通过泵站加压才能把水送到巴彦浩特。更为可忧的是：
“新水源地及周边地下水年开采量为1470万立方米（亩均用水量按700立方米），由于没有经过规划，盲目开地打井，加之过量取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水位深度由原来的2.4—4米下降到现在的8米。”
“紫泥湖上游过去的100多个泉眼只剩下现在的6个。下游原有的8眼自流井水量明显下降。该嘎查境内的哈沙图湖过去水量充足，现在已干枯了。紫泥湖湿地面积比过去缩小了2/3。”（阿拉善左旗网《关于对全旗水资源利用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
有关方面指望靠紫泥湖的水源保障巴彦浩特未来20年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靠得住吗？即使能保障20年，在文明发展史上，这不过是一瞬间，后人又该怎么办？过去30年，人们见惯了这样的案例，一个措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制造出10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巴彦浩特仅是一个人口不足7万的“城镇”。如果这个城市的供水系统能保障它20年的发展，20年后，会有多少居民？围绕着它会有多少企业？到那时断水，如何处置？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内蒙的水资源条件为：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56.01亿m3,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107.29亿m3，地下水是地表水的1.92倍。而2000年总用水量为38.5亿m3，其中地表19.0亿m3,地下19.5亿m3。（见魏虹等《五大牧区草业发展与水资源关系研究》中国农学通报第21卷第4期2005年4月）
显然，地下水资源多于地表水，而2000年地下水利用则少于地下水。这一态势驱使内蒙大力发掘地下水，巴彦浩特所在的阿拉善盟亦如是。
2001-2002年，全盟新打井301眼，其中机电井36眼，塑管井259眼；并修复水井903眼(其中机电井164眼)（见《阿拉善年鉴.2001-2002年》；
2005年，全盟有1918眼机电井水位下降供水不足，1130眼筒井干涸。新打机电井164眼、配套机电井191眼，抗旱动用机电井1800眼，（见《阿拉善年鉴.2005-2006年》）。
自2007年通电以后具备了灌溉种植的条件，农牧民争先恐后打井开地，一夜之间成井，抢抓时间开地。掘井灌溉严重危害着阿拉善左旗的主要水源地：
腰坝滩：“腰坝滩现有耕地8.97万亩，机井346眼，比允许量超开了近5万亩，年取水量达5471万立方米，超出允许开采量的近2.5倍。特别是第二轮承包以来所开垦的土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取水量大，导致辖区内的陶苏湖基本干枯，现已几乎开成了耕地，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每年均降幅为0.22—0.3米。地下水位总体下降了3.5—4.8米。沿社办农场、牧繁二队、一团生产点、牧繁三队以西以南地区的水质矿化度上升，每升水的矿化度达到1克—3克，已成了微咸水。”
大、小查哈尔滩：“两滩现有耕3.5万亩，机井167眼。两滩年取水量为2030万立方米。按照亩均用水量580立方米计算，超过允许开采量2.8倍以上，过去22年查哈尔滩地下水水位下降了6—10米，每年平均以0.27—0.45米的速度下降。由于地下水超采过量，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质。有的水井硝酸盐含量高达20—130毫克/升，盐碱度比原来有所提高。”
西滩：“西滩现有耕地近5万亩，现有机井134眼，经计算全滩年抽水量为3050万立方米。每年实际取水量超过允许开采量的17.9%—34.74%。10年间水位整体下降16米，每年以1.6米的速度在下降。水质也在逐年恶化，东南沿沙地边缘明显呈现盐渍化。自1991年至今，先后有46眼机井因干枯而移地重新补孔。”
严峻的态势迫使内蒙古自治区水利部门向区政府提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至2020年远期规划水平年,全区地下水超采区基本实现采补平衡,消除地下水超采现象,使地下水水位逐渐回升,漏斗面积逐步缩小”。即使这个计划能实现，地下水水位也会继续下降，直到10年之后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而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涉及环保的规划，很少有能实现的，如投入了555亿元，当年大张旗鼓宣传，而今悄无声息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的重点在于“对全区各实际供水量大于1万立方米/d的地下水集中水源区实现全面保护”。（见《内蒙古开展地下水保护行动，严控超采区地下水》内蒙古晨报2010-06-09）其实就是压缩农、牧业用水，以保障城市供水。那农牧民出路何在？
游牧文化固然持续了上千年，但却不像一些生态主义者渲染的那样优雅浪漫。牧区环境如此艰苦,资源如此稀缺而不稳定,灾害如此频繁，为了生存，前人生活在不断的迁徙和战争之中。当国家东南部人口追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时，凭什么指望牧区人口“重复昨天的故事”？
在以财富论英雄，按官衔排座次的今天，形象工程、当期政绩，是地方政府唯一的理性选择。既然深圳的官员可以靠引进外资“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从而名利双收，凭什么不许牧区的官员有样学样？
30年的高速发展，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设定GDP增长的目标，对各级政府而言，它既关系当地的财政收支，又关系本届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升迁。于是GDP成了事实上的发展主体。任何有碍于GDP增长的对象，都是发展的阻力、包袱，能搬就搬走，能抛就抛掉。实在无法搬走、抛掉的，只好花点钱养起来，这叫“花钱买稳定”。
在内蒙，最大的这类对象就是牧民。内蒙花费大量的资金，将牧民转入城市，但进城的牧民无业可就，陷入贫困。2O03年，在发放蒙语预防非典手册时，对呼和浩特赛汗区大学路附近的l00户牧区转移来的劳动力家庭作了人类学调查，发现：“89%的家庭认为进城后的收入比原来减少了；91%的家庭认为在城市里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工作；94.3%的家庭认为只要条件许可，他们还愿意回去放牧”（见达林太等《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2008NO.10）
2008年内蒙GDP中最终消费支出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1040科技小创新项目大全，而资本形成总额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7282。事实上，内蒙的资本形成总额所占份额在全国位居第二，仅略低于；最而终消费份额在全国排倒数第二，仅略高于辽宁。可见是投资而非消费在推动内蒙的GDP，内蒙的生产，主要用于资本形成。
GDP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1470，而营业盈余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高达0.9764。事实上，内蒙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在全国排倒数第二，仅略高低于山西；而营业盈余所占份额在全国位居第二，仅略低于黑龙江。可见内蒙生产的财富，主要转化为资本利润。
数据显示，内蒙辉煌的GDP，它的驱动者和受益者都是资本利润极大化机制。所谓发展，不过是资本拥有者的发展，那些深入草原调研的学者，看到的是牧民的贫困化。
对此，据说有官员、学者认为，为了社会的进步，不得不牺牲一批人。这样的观点并非无稽妄言，早有著名经济学家主张牺牲3000万产业工人。内蒙农、牧民加起来也不过1166万，相对于经济学家的豪迈，这不过是小菜一碟。问题在于，该牺牲的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主张“牺牲”的学者、官员？“经济学不讲道德”，最终决定牺牲谁的，是实力对比。学者、官员们有实力牺牲农牧民，而后者没有相应的实力。只是这样牺牲下去，“党”、“人民共和国”恐怕就应改为“地产党”、“官僚共和国”了。当年冯玉祥批评将“中华”搞成了“中华官国”，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中华官国”被他们制造的，最没有实力的流民潮冲垮了。殷鉴不远，可惜,主流经济学家们专注于研究利润极大化之策,没有一点历史感,而他们却是多年来主要的国策建议者。
问题在于，这样的道路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我们的后人势将面临比创造游牧文化的前人更严峻的资源-生态条件。此刻，我们能从前人的实践中得出什么启示？
当年我们的先人抛弃宫室、大型青铜器，甚至陶器，靠最简约的器物走上了游牧之路。这启示我们深思“财富”的本质。不同的文明中，人们对“财富”有不同的理解，那这些“财富”的共性是什么？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游牧人群处于最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对此有最深刻的体认。
对他们而言，最直接的财富就是畜群，畜群以草原为生，草原靠水源滋养，健康的生态环境是财富之基，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物质财富观。但个人无法生存于荒漠草原，人们只能集体生存，共同体是他们的生存之本，维护共同体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社会财富观。前者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涉及社会内部关系，“共生”的现实使他们发展出了强烈的“爱”的伦理。牧民对牲畜、草场、河湖都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更强烈感动着当年北京的插队知青，令他们终生难忘。
生存于艰苦的草原，需要复杂的知识，这不是现代课堂里传授的教条，而是每天都在生存实践中检验的判断力，由此形成了他们更高层次的财富：知识。蒙古人有一个谚语：一等财主是有知识的人，二等财主是牲畜多的人，有钱的人只是三等财主。
与之对比，在所谓“现代化”的氛围中，货币被视为终极财富，因为凭它可以购买一切，从身份到异性的身体。然而，货币的本质是财富索取权，而非财富本身。利润极大化说白了就是争夺财富索取权，而非创造财富。在被利润极大化机制控制的社会中，每一个经济角色都不得不争夺财富索取权，在这场争斗中，只有无所不用其极者才可能胜出，心慈手软者难免败落。现实告诉我们，这场争斗的结果是，财富创造者的贫困和财富聚敛者无视整体生存的短期行为。它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衰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毁灭真实财富的根基。
更为诡异的是，货币这个财富索取权的发行者，是一些掌握权势的特定机构。当世界被分割成许多实体时，每个实体都在发行自己的财富索取权，都希望用自己的财富索取权来一统天下。人们看到，那些最短视的实体，用自己的生存之基换取人家发行的财富索取权，并当作真实财富窖藏起来。这种策略的合理性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那个发行财富索取权的实体，有能力、有意愿维护其索取权的信用。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并正在持续证明，所有的发行者都有不可遏止地滥发货币的倾向，因为他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维持其信用。
于是人们看到，当短视的实体靠出卖自己的生存之基换取别人发行的财富索取权时，对方用所得的真实财富缓解自己的内部危机，并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以遏制短视的实体。当这个积攒了大量别人发行的索取权的实体，数着钞票在梦乡中“崛起”时，人家发行的索取权已经持续而大幅度地贬值。回看自己的家园，只剩下破败的生态环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人们说的“货币战争”！
草场共有、大范围游牧是游牧文化持续存在的基础，也是脆弱的草原生态得以维持千年以上的基础。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依据哈定的“公地悲剧”理论，推动草场产权私有化，并以护之以围栏。结果却引发了实实在在的“私地悲剧”—草场生态和牧民生存状态双退化。
“公地悲剧”理论并非基于严谨的实证论证，不过是基于哈定杜撰的一场“情景剧”。却被我们的经济学家当作了几何公理、普世价值。其实，一种资源到底是“公”好还是“私”好，不存在一刀切的判断准则。比如说，牙刷、碗筷、剃须刀、衣服科技数字创新，恐怕还得以私为主；而土地应“公”还是应“私”？“公”到什么规模？“私”到什么程度？只能依据具体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人们的长期生存经验来判断。牧区的实践证明，草场的私有化给牧民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私地的悲剧”。
讲到“悲剧”还是“喜剧”，这其实是价值判断。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其判断自然相左，所谓“普世价值”，在学理上不存在。“草场私有化”主张的背后是土地流转。事实证明，流转的结果，大量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多数国民无立锥之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对那些既得到土地，又得到廉价劳力的豪强而言，这无疑是天大的“喜剧”。所以人们看到，一些地产商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围封转移”，再以“环保”项目的名义低价领有草场，在上面开发各种名目的“产业”。然而历史还一再显示，这类“喜剧”总是导致天下大乱、社会瓦解，结果是“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对豪强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这到底是喜耶？悲耶？
探寻可持续的文明就不能忘记社会系统寄生于生态系统之上，它必须适应相应的生态系统。认识生态系统则必须认识其制约性因素。对内蒙、新疆而言，水资源是最大的瓶颈（至于青藏高原科技数字创新，还有海拔与积温两个制约性因素，需另文讨论）。水资源瓶颈限制了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NPP）,而NPP限制了人类社会向生态系统的索取和排放行为。
有学者可能提出，以色列处于类似的干旱环境，为何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商文明？从社会向生态系统索取的视角看，以色列的现代农业依靠消耗大量的能源，而其城市人口则消耗着全球生态系统的资源。如果主张内蒙走类似以色列的道路，相关学者就应探索具体的途径。比如，如何让内蒙的人口能向以色列人那样，在高智能职业中占有足够的比重。现实是，因“围封转移”而进城的牧民，甚至很难找到就业机会，而2008年内蒙的教育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相对强度仅0.1550，在国内各省中都位居下游。而这一年全国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仅2.975%，远低于政府1993年承诺的4%，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其史无前例的“发展”动力。短短500年间，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超过了过去的数千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突变。当年那部名噪一时的《》，其作者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
“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第一集：寻梦）
在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上，《》的作者一往情深地“拥抱蓝色文明”。这一选择的背后，是80年代理论界的主张：“补资本主义这一课”。30年的“补课”实践，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让国人切身领悟到，这“发展”的背后是竭泽而渔。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具体政策、规划的失误，是相关人员素质低下的结果。然而你如果在企业呆过，就会体验到，对企业而言，利润攸关生死，为了利润，企业只能不择手段；如果你在官场呆过，你就能体会到，为了发展的“硬道理”，你不得不与其他地方/部门争夺投资者的青睐，不得不靠压制劳工、破坏生态来“创造投资环境”。况且，企业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代价地贿赂、收买官员。落网的官员络绎不绝，证实了这腐蚀的强度，也证实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之不可恃。对此，企业方面的表述是：不如此就拿不到项目，做不成生意。
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官员或商人的个人素质，事实上，商人、官员们远比草根大众学历优越，见多识广，品味高雅。症结在于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核心机制—利润极大化。这一机制为贪图眼前暴利之徒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施展空间，而让关注社会整体长远生存之人陷于困顿。于是“有水快流”成了官员与商人共同的行为准则。官员们体认的现实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商人们总结的诀窍是“绿灯一亮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
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看，这个地区是东南部的生态屏障，它承担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控制风沙东移、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涝灾害的功能。如果真的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家庭，那不同的国土就应承担不同的功能，各地区间的关系就绝不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而由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再发表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倡导的就是这种区域间竞争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由国际上的竞争逐步扩展到区域竞争，并进而延伸到区域子系统内的竞争。……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2023年最新科技，任何一个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能够占据优势的综合竞争力。”（《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蓝皮书相关问题解答》）
这个报告将国内各省间的关系视同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归结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区域间经济竞争”被归结为投资环境的竞争。这指导各级地方政府为投资者保驾护航，不论其来自何方，所求为何。于是，山西要为沿海各省的煤老板开放资源，保障他们通过采煤获得利润；西南喀斯特地区要为伐木者提供方便，因为这是投资者眼中可变现的利润源；江河上游各省要竭力吸引高坝电站的投资者，因为除了水能，难有其他资源对他们有更吸引力；新疆则要开放土地，吸引外来的棉老板，那怕他们的耗水量导致胡的消亡，而胡是当地生态系统的命脉；内蒙则要吸引采矿者，因为他们可以让内蒙的GDP增速在国内名列首位，尽管这破坏本已脆弱的草原，大量消耗稀缺的水资源……。
晚清和年的江浙财团，在“区域间经济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他们的竞争优势源自给英美当买办，于是紧靠英美，自觉地充当其“势力范围”，自然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同属沿海的两广、山东，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为了增强其竞争力，分别投靠德日和英法；东北则成了俄日争夺的战场；的神权政府在中央和英印间首鼠两端；而新疆、蒙古则被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导致被割走。这样的态势导致国内军阀割据，混战长达半个世纪！热衷于“区域间经济竞争”的人们，还是看一看图二、图三，回顾一下那个年代内忧外患血的教训吧。
那惨痛血腥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这种祸国殃民的“指导思想”竟然又被我们的权威研究机构堂皇而又执拗地一再端出来。在“区域间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前辈呕心沥血构建的民族和睦局面遭到了破坏，给外部势力提供了无数苍蝇下蛆的缝。
摆脱“区域间经济竞争”这个魔咒，我们才有可能理性地思考内蒙乃至整个牧区的发展方向。面对现实，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看。只要不能改变内蒙的水资源制约，内蒙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脆弱的生态平衡，以保障全国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功能定位下，不能把内蒙卷入“区域间经济竞争”，内蒙对整个国家的最大贡献是生态、文化和安全！
在GDP挂帅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定位不可能落实。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的一个指标。SNA体系的基准是价格，注意，价格的基础是交易，、毒品、性服务等都可以交易，所以都有价格，逻辑上都可以记入GDP。而生态保护维护的是人类持续生存的前景，怎么交易？与谁交易？无法交易的对象是谈不上价格的。所以生态保护始终是软指标，而交易、挣钱才是硬指标。（行文至此，中国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开，全文首次未出现GDP指标，谢天谢地。）
如果确定了内蒙对整个国家的最大贡献是生态、文化和安全，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内蒙草原。既然草原上的人们是在为整个国家保护生态环境，整个国家就理应为之付出报酬，理应让他们有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准的生活、生产条件。而不是迫使他们靠投入“区域间经济竞争”来改善甚至维持自己的地位。
在内蒙干旱草原上，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试错过程中领悟了“适应”与“共生”原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游牧文化。蒙古族学者达林太预言游牧文化行将消亡；而热爱游牧文化，以至于被误认为是蒙古族的刘书润则期望保留回归游牧之路。笔者不是学者，无由预测草原的未来。但草原降水量低、变率大，生态环境脆弱是不争的事实，游牧文化在上千年的时期内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应像西方冒险家那样，到处挖掘“宝藏”；而应寻找在现代条件下，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达到“适应”与“共生”之路。这需要艰巨、广泛的研究，应是学界的重要任务。而我们的主流学界，不在意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却汲汲于那个贩子诺贝尔留下的“Prize”，而这份“Prize”却给了农奴主政权的头面人物、以“难民”身份加入法国籍的高行健，和要让中国给西方当“三百年殖民地”的。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流学界才能有自己的定见，不再仰望洋人的诱饵，而是埋头研究自己国家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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