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工作上创新科学导报现代教育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在即，郭沫若校长亲自动手撰写校歌《永恒的东风》……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在即，郭沫若校长亲自动手撰写校歌《永恒的东风》。他将写好的校歌送给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改了两个字，把“为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校歌经周总理审定后，郭老又请来中国音乐协会主席、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同志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9月19日，开学前一天，郭老请来吕骥同志教同学们唱校歌，气氛非常热烈。
常有人对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说三道四，有的干脆不屑地说，应该与时俱进，重写校歌。主要理由是，校歌歌词和旋律的时代烙印很深，现代人难于接受。道理好像很充分，可科大人很理智，甚至连改校歌的念头都不会有。原因很简单，任何一所大学的校歌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会与生俱来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没什么好回避的。更何况，科大的校歌极其充分地阐释了科大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办学理念，50年来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改变，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呢！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要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说的是什么？创新报国，勇创一流。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科大人的努力，在科学前沿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科学报国的理想。
“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说的又是什么？是科大人的方，就是不仅要有爱国心报国志，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在业务上出类拔萃。
郭老当年为什么要请吕骥先生为校歌谱曲？这是很有深意的。因为吕骥先生是抗大校歌的作曲者，而科大的成立是新中国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需求的产物，科大人肩负着科教报国的历史重任，所以继承抗大精神成为老一辈家和科学家对科大人的一种精神期许。可以说，《永恒的东风》正是郭校长为即将诞生的中国科大注入了抗大精神，注入了创新报国的灵魂。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大举行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聂荣臻副总理在讲话中说：“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的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的进度，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他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主义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还应该是既掌握坚实的科学技术理论，又能掌握技术操作方法的全面人才，要是科学与技术密切结合。”
聂荣臻元帅是中国科大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在开学典礼上的这番讲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中央高层对新成立的中国科大的厚望：在短时期内促进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领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二是中央对科大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理工结合、理实交融、又红又专的新型科技人才；三是中央对科大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准确定位：“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注重严格的基础训练和科研实验动手能力培养。
读懂了聂帅讲话中的三层含义，你或许能明白他为何将科大的成立看作“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50年后的今天，科大经历过太多的风霜雨雪，也创造出无数的辉煌业绩，回首望去，聂帅为新生的科大勾画出的办学思路和特色，依然和现在的科大遥相呼应，毫厘不爽。几代科大人坚定不移地实践着老一辈家的办学思想工作上创新，使得科大的今天仍然保持着鲜明的特色和旺盛的活力，以至于有教育界专家叹服：“这是一所独特的、也不能复制的大学。”
中国科大成立初期，就提出不仅要为“两弹一星”服务，也要争取获得诺贝尔奖。1958年，教务长张新铭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如果将来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出现一个像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科大培养的成果。”
在1958年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此明白无误地将诺贝尔奖视为一所大学的最高追求，似乎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不过，这恰恰符合科大人的个性科大人对狂潮总是显得不那么放在心上。
据韩荣典教授回忆，当时正是“”期间，几乎所有高校都停课投入大炼钢铁和工农结合的运动中，有的学校有的专业甚至一两年都不回校上课。几乎所有人都在“发高烧”，可郭沫若校长却对郁文说：“郁文呐，学生还是要上课的。”于是，科大人只停了三周，就恢复上课了。这在全国可能是唯一的。1959年上半年，社会上又掀起大搞技术革新运动，又有不少学校停课，而科大人干脆一天课都没停。
老师的首要职责是上课，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道理再简单不过，可很多人在实际中并不能做到工作上创新。科大人在这些问题上“头脑简单”，就认这个“死理儿”，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科大人能获得诺贝尔奖。
一门心思教书育人科学导报现代教育，一门心思科研创新，朴素的科大人始终坚守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理想，创造出毕业生当选两院院士比例最高的辉煌业绩，而这更使不少人将获得诺贝尔奖的希望寄托在科大人的身上。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就曾多次说：“我希望，在中国土地上，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从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
遗憾的是，5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病。科大人在期待着，所有中国人在期待着，期待着捅破窗户纸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天。
1960年代初，陈毅元帅在科大作报告时说，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是搞科学的。外交和科学是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但是我这个外交部长底气还不硬，人家不把我当回事。如果我们手里有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就硬气了，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把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搞上去。
许多老科大人的回忆里，都提到陈毅元帅的这场报告，更强调陈毅元帅的“后台论”给当年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带来的鼓舞和震撼。当然，给科大人作报告的还有很多老一辈家，像聂荣臻、谭震林、何长工、罗瑞卿等等，科学家、英模人物、艺术家等来校作报告的就更多了。这些报告，大到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小到英模事迹和治学之道，内容极其丰富，且少有后来那样令人乏味的穿靴戴帽、官腔观调，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最为深远的影响，无疑是塑造了整个一代人的价值观。这两年，笔者有幸参与了对部分老校友的采访，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说起同样的三句话：“当年就是冲着这些大师们来科大的”、“来科大就是想为两弹一星作贡献”、“报国、奉献是我们一辈子的最高追求”。
在科bs瀚海星云里，有人曾将科大人划分为六代人，并就这六代人的价值取向作了分析。其中“第零代”和“第一代”科大人是创建科大的那些科学大师和他们直接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早期毕业生。他们在精神上为科大奠定了“创新报国”的调子。他还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的头10年，科大人将重新找回自己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实，科大人一直是牢记陈毅元帅“后台论”的，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报国志、强国梦，只是在市场经济潮涌之下，有那么一个时期，表现得不是十分突出而已。因此，科大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并不需要“重新找回”，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
1959年9月8日，郭沫若校长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说：“不红不专的懒汉是不能容许的；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人，也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不红则专不能深，不专则红不能透，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又红又专，红透专深，两条腿走路，走到底。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红专并进。”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何谓人才？”作过一番精彩评述，他将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谓之“圣人”，德才全无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他认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显然，司马光的“人才观”与“红专并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将“德才兼备”作为人才的最高境界。这一点，陈毅元帅当年在科大作报告时，曾举例说明。他说，如果一个飞行员很“专”，技术非常高，但是没有方向，那他飞到天上可能就跑了；另一个飞行员的方向非常坚定科学导报现代教育，很“红”，但驾驶技术非常差，那他飞上天去很可能就被人打下来了。这两个都不行，因此必须要“又红又专”。
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也曾用“矢量论”来解释“红”与“专”的关系。他说，红与专好比物理学里的“矢量”，红代表方向，专代表矢量的长度，大家“合力”向前推进。不能不注意方向问题，如果方向搞反了，那是帮倒忙；也不能不注意长度的问题，如果只红不专，那么即使方向对头，贡献也不大。所以，总的来说科学导报现代教育，应该提倡又红又专。
科大人肩负着科教报国的历史重任，天然地将“红专并进”作为自己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座右铭。也因此，这四个字一入校训，便再也无人能够将它舍弃。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科大的传统办学特色之一。1960年2月，学校召开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提出科学研究不但不会影响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提高，恰恰相反科学导报现代教育，通过科学研究的实践，更能够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可使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年初也指示科大，从一二年级开始，就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没有“研究型大学”一说，但科大显然是一开始就按照研究型大学定位的，因为科大不仅要为国家培养尖端人才，还承担着促进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型的科学领域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的重任。
科大的“研究型”表现在两个方面：教师身兼教学、科研两重任务，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开展科研训练工作上创新。最典型的例子是，钱学森先生不仅亲自授课，特别强调学生的基础课训练，还亲身参与指导学生火箭研制小组的工作。火箭研制小组的工作后来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接到中央气象局等单位的大批订单，而且受到日本、前苏联等国的关注。
这一传统从建校开始延续至今。通过“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式，科大的高年级学生得以大批量地进入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开展科研实践训练；学校自身也通过设立大学生研究计划等制度性安排，让在校生早日进入老师的实验室。这或许正是科大的毕业生更多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如果把“红专并进”理解成世界观的话，那么“理实交融”便是科大人的方。科大校训中的这“另一半”，同样是科大品格的基石。
1981年9月，时任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科大校长的严济慈先生在听取科大学生暑期访问小组的工作汇报时说：“所系结合”不能丢，不执行所系结合的方针，科大可以不办了，或者交给教育部。每个系里都应由专人负责，建立固定的联系渠道，主动与所里联系。
在北京时期，“所系结合”有着天然的便利条件，研究所专家上完课，书本一夹，就可以回到所里做实验，学生们在课余、周末也能到研究所做实验。科大迁到合肥后，时空条件发生变化，还能不能继续实行这一方针，有人产生怀疑。因此，在1981年的10月份，时任中科院秘书长的科大原郁文在全校大会上说：要统一一下思想，这个总方针不能变，但在新形势下，要有新内容，新做法。
科大的建校元勋们之所以对“所系结合”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他们最有感触，最有发言权。试想，从提出动议到正式开办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从正式开办到跻身全国重点行列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全员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更为重要的是，“所系结合”是一种典型的研究型教育模式，它让学生通过创新实践，更加深切感悟到书本上不易领悟的思维方法和科学思想，比知识传授型教育更能有效地培养科技英才。当年02系黄有莘副主任曾在系里推行“拜师活动”，选拔一些尖子学生，提前到研究室对口拜师，说：“去闻闻科学的味也好”。与此同时，“所系结合”也从深层次上体现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必须遵循的共享、互补、高效原则，从而开创了一种在高起点上办高水平大学的全新模式。
正因为如此，科大的后来者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在新的时空环境条件下如何实行“所系结合”的思考和探索。2003年以来，科大与中科院近百家研究院所签署协议，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并逐渐探索出“全员办校、校为全院，所系结合、互动双赢”的新途径、新机制、新模式，将“所系结合”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中科院院士吴奇先生说，在科大读书时，老师说，科大学生需要的是加速，不需要初速。如果上很多专业课的话，初速度比较大，毕业后正好做这一行，上升就很快，但后劲却不大。而科大的专业课比较少，可能做某个行业时，起初觉得专业知识不够，可因为基础比较宽厚扎实，会很快赶上去。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们不是来学某个专业的，而是通过这个专业来学习读书的方法。要尽量把基础打扎实，不要想这样读有没有用。
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主要学一门糊口谋生的手艺，而是要训练科学读书的方法，训练一种思维方法，使得今后可以做到厚积薄发，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领域对人的素质要求。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观点。曾有一个所谓的学术研究团体，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大学培养的高材生，毕业后改行比较多，是一种教育浪费。确确实实地说，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
谁都难以保证一个人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一直做到老，做到退休，而不改变。也就是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不可能够吃一辈子的。人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知识主要是技术性的，而基础的理论知识，则往往要靠大学期间的集中积累。真的要等年纪大了，再去打“童子功”，为时已晚。
科大的毕业生里，“背叛”本专业的人很多，在新的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也很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大的基础宽厚扎实，并且强调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的训练，带给学生的是“加速度”，而非“初速度”。这恰恰是令人一辈子受益的。
举个例子吧。张树新女士被评为中国互联网络最有影响的20人之一，她1986年毕业于科大的应用化学系。她曾“痛心疾首”地说，科大的功课很累，化学系的学生要上数学系的数学、物理系的物理。所以，当初离开科大时，她很后悔上大学时没有选择北大。可10年后，当她把化学元素周期表“还”给老师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面对任何事情，总是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判断，而这正是扎实的数理基础训练出来的。于是，她说：非常感谢科大，这5年对我的思维方法的形成十分关键。
杨振宁先生曾作过这样的对比：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美国学生好得多，工作以后科研成果却比美国学生少得多，主要是因为美国学生思维活跃，善于提出问题，而中国的教育则过多关注如何解答问题，不注重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因此，杨振宁先生在访问中国科大少年班时给少年大学生的一个忠告就是“学会质疑”。
科大从诞生起，就强调课堂学习与科研实际训练紧密结合，让学生在学习、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造的循环往复中，掌握学习方法，形成思维模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交流、善于交流、期待交流、享受交流，成为科大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正因如此，不少到科大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都有同样的感觉：这里的学生很活跃，喜欢追着提问，乐此不疲。而且，科大人判断一个问题，首先考虑的因素不是长官意志、权威主张、书本意见，而是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平时畏首畏尾的孩子，只要到科大磨练一年，往往变得非常善辩，喜欢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别人的观点提出各种质疑。
当然，质疑不是目的，而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科学的一个途径。典型的例子是，科大近10年来既没有扩招，也没有随行就市搞综合性、大而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的发展定位。压力当然很大，可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呢？改变自己的好处在哪里？科大人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的结果就是坚持自我。
这样一种习惯，就来源于“理实交融”的校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批评质疑的思维，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
1958年开学不久，力学系系主任钱学森在全系大会上开心地说：我给大家请来了几门“重型大炮”。钱先生所说的“重型大炮”是指他为系里请来上基础课的科学大师工作上创新。讲普通物理的严济慈，讲高等数学的吴文俊
把“重型大炮”搬到课堂上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事儿听起来就挺奢侈的。可在当年的科大，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忠尧、严济慈、吴有训、马大猷、贝时璋如何推动科技创新、赵九章、钱临照、杨承宗这些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里都赫赫有名的科学大师，全都站到了科大的讲堂上，上基础课、编写教材、指导科研实践，甚至连撰写专业介绍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他们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
大师们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钱学森先生说过：“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而著名化学家杨承宗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时则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化学专业。”足见在科大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在老一辈科学家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科大搬迁到合肥后，老一辈大师们大多留在了北京，但教授、名师上讲堂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77级学生孔祥鹏回忆吴杭生先生时说：吴先生腿有毛病，站着讲课很吃力。可是他讲课从不坐着，侧身靠在黑板上，一堂课下来，满身沾着粉笔灰。即便这样，课间休息时，他还很热情、耐心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他喜欢学生提问，没有人提问题，他便不高兴，说大家不在认真地看书。
校郭传杰曾说，育人是大学存在的依据，一个人能否成为大师，不但要看他在学术上是否作出突出贡献，还要看他是否培养出好的甚至是超过自己的学生来。这句话，显然是科大人的共识，或许也正是道出了科大之所以能够传承教授名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这一传统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80年代，科大图书馆自习室每晚10点要闭馆。这时候同学们的去处就是“通宵教室”。当时一教大楼的几个教室，晚上都不锁门。“夜猫子”们可以在那里用功。后来图书馆东头的一间自习室，学校也专门腾出来作通宵教室。当“夜猫子”们半夜一两点上完自习要回宿舍时，早起的“百灵鸟”们又来学习了。这样一来，这些教室的灯火是夜夜不灭如何推动科技创新。
科大的“通宵教室”很著名，但那并非上世纪80年代的特产，科大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了；“不要命的上科大”在那时流传甚广，但那也并非源自上世纪80年代，而是在北京的时候就很著名。比较完整的说法是：“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大意是讲，当时考上清华的多是工农子弟，只知埋头苦读，穿衣戴帽不拘小节；进北大读书的干部子女居多，经常衣着光鲜参加社会活动；而科大，则以功课的“重、紧、深”著名，学风好，学生玩命学习，所以被兄弟院校的同学称作“拼命三郎”。
科大学生玩命到什么地步，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老校友们回忆中常常提起，当年参加国庆时，要辨识科大的队伍很容易，哪个队伍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肯定是科大的。
我曾经想过，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科大这种“不要命”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思之再三，可能有这么几点：一是时代赋予的报国热情，二是大师传承的科学精神，三是课程带来的学业压力，四是集体造就的拼搏氛围。这四点，归结到一点，是给科大学生带来了学习上的无穷动力，使得他们能够在一种良好的集体氛围中，心无旁骛地将学习摆在第一位，而且能够将这种氛围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1983年3月，物理系80级学生裴仪进在丁肇中先生挑选研究生考试中获得总分第一的好成绩。校刊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称其生活方式为四点一线，即成天穿梭于教室、宿舍、食堂和图书馆之间，如“蜂一样的勤勉，牛一样的坚韧。”这其实是那个时代科大学子的基本形象。
即便是现在工作上创新，市场经济的大潮早将高校的学风冲击得七零八落，但科大依然如故。以至于有社会贤达之士感慨地说：“中国之大，也许只有科大还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话讲得有些沉重，也未必符合实际。可科大人的勤奋与刻苦，却没有丝毫的虚假。
60级校友陈颙回忆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傅承义老师亲自指导的。傅老师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他告诉我，有一篇关于该题目的经典德文文献很值得一读。我说不懂德语，傅老师听后看了我一眼，一言未发。过后的星期五，我向傅老师汇报完论文完成情况后，傅老师拿出了一个硬皮笔记本，上面整整齐齐地写满了英文。原来，他将这厚厚的72页德文文献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傅老师说：“时间太紧，我只把这篇文献从德文译成了英文，你拿去看吧！”
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陈颙先生说，那一刻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出傅老师的办公室。他说，这件事影响了他一辈子。
科大是有爱生传统的。学生不仅学业上得到老师的悉心教诲，生活上也受到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北京的时候，郭沫若校长给春节不回家的学生发压岁钱，用稿费给困难学生买过冬衣被，钱学森先生用稿酬给学生买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到合肥后，学校筹资为学生宿舍安装暖气，有的教师不理解，认为应该先给教师宿舍装暖气。学校说服他们的理由就是：“家里穷，有钱可以买点好东西的时候，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结果，学生宿舍最先装上了暖气。
爱生如子，爱生胜子。这话在科大许多老师那里并非虚言。2004年，生命科学学院毕业生李双舟被确诊为“急性粒单白血病”，施蕴渝院士以个人名义向上海、云南的数家大企业去函，寻求捐助。在知道李双舟即将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之后，施老师又为他送来了一万元钱。
读校史上的这些名师的故事，你会时时被感动。什么叫大师，什么叫大爱？我想，即便教室再破旧、条件再艰苦，校园里只要有这样一颗颗圣洁的灵魂在，那也该毫无惭色地称之为堂堂学府了吧。
1971年3月，科大在东区加速器小楼现在的地方建了个制砖厂，自己烧砖盖楼，迄今还在使用的化学楼用的就是这个砖厂里烧制的砖。参加烧砖的有陈希孺（后当选中科院院士）、钱大同（后来成为科大教授）、黄茂光（科大力学系教授）、朱兆祥（力学系教授，宁波大学首任校长）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对科大人来说，是有传统的。在北京建校初期，就有很多师生参加过平整操场、修建大楼等建校劳动。到合肥后，条件之艰苦丝毫不亚于北京时期。原来的合肥师范学院是个文科学校，除了几栋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外，一无所有，缺乏理工科专业所必需的实验室等基本条件，所以，师生们只好自己动手，从头建设。
据校史记载，1972年至1976年前后5年的时间里，科大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九幢职工宿舍楼，还建起了低速风洞实验室、高速风洞实验室、压气机房、计算机冷冻房、低温液氮车间、钣金焊接热处理厂房、合成橡胶厂房、硅冶炼厂房、玻璃加工厂房、变电站、危险品仓库、化学实验室、力学实验室、普通实验室、加速器实验室、图书馆书库、教研小楼、低温车间、地震台等基础设施。
迁址重建的艰辛历程，让科大人懂得了，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科大人前进的步伐，即便条件再差、环境再恶劣，只要心中有梦，理想不灭，就一定能够自强不息、再创辉煌。
1972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据阮耀钟教授回忆，复旦大学的老师来科大参观，看到工农兵学员在看英文专业参考书，知道科大对工农兵学员的教育抓得很紧，曾奇怪地问：“难道你们不怕工农兵学员？”
当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定位是“上、管、改”，也就是说上大学的是来管理大学，改造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科大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例外。不过，校方却不理这一套，坚持认为老师的职责是好好教书，学生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对工农兵学员照样严格要求和认真教育，派出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
由于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差异很大，有的甚至连初中的课程都没有学过，老师们便将他们区分开来，有的补习初高中课程，有的上大学课程，丝毫也不懈怠。这样做，一段时间里遭到工农兵学员的，可老师们仍然我行我素，教室里哪怕只有一个人，课也照上。结果，工农兵学员慢慢习惯并接受了，学习也认真起来。这批工农兵学员里后来有不少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造诣，有的还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曾想，科大的文化中似乎天然地拥有一种消解“狂躁症”的因子，所以历次运动在科大所造成的冲击和“深远”影响，对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破坏程度，都要较其他大学小得多。看来，正是崇尚科学的志趣、恪守教书育人的本分，成就了科大人质朴自然的秉性。
刘达同志在科大任的时候，坚持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里，一直到调离科大。他的宿舍大门始终朝着全校师生员工敞开着，教授、专家、一般教员、实验员、学生，乃至工人如何推动科技创新、炊事员，都可畅通无阻地登门反映情况。
的前提是没有特权，任何存在特权行为的地方都谈不上二字。科大的领导层和管理层，历来主动远离特权，将自己定位在为教学科研一线服务上，官本位在科大是没有市场的。刘达、钱志道、钱临照等，正是他们中的楷模。
据说，某系总支曾接到一个电话，说要找某某，他很奇怪，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某某。后来才意识到，这个电话其实是找自己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在科大，“老师”是最受欢迎的称呼，叫某人职务反而让人感到别扭。
科大的学术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用学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因而成为一种通用的范式。行政管理中的决策与实施，也深深地打上了的烙印。不仅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科学研究、资源配置等重要工作，要充分尊重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意见，即便行政管理中的日常事务，也充分公开，听取各方意见。
从1985年开始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中，有一个特别的议程：代表质询。就是让教职工代表和校领导或部处负责人面对面公开交流，有问必答。提问者往往一针见血，火药味十足，被质询对象则需要认真面对，坦诚回答。科大人并不是刻意制造干群对立情绪，其实要的就是这个认真劲儿，要的就是这个开诚布公的氛围。
问题摆在桌上，丑话说在当面，没有谁压制你，也没有谁打击报复，公道自在人心，权威来自公正。这样一种氛围中，的意识深入人心，自然便是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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